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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企大佬的最新发言,道出什么行业玄机?******

  中新网1月6日电 (中新财经记者 左宇坤)“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要充分认识到房地产行业的重要性”……岁末年初,关于房地产的强音接连发出,为新一年的行业发展定下清晰又强烈的基调。

  走过充满考验的2022年,房地产行业再一次迎来了积极政策环境。近期各大房企的掌舵者通过新年致辞方式,对2023年行业和企业的发展进行展望。

房地产楼盘。 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考验在2022年来得有些猛

  “2022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一年,地产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凛冽寒冬。”正如碧桂园集团党委书记、总裁莫斌在新年致辞中所言,各大房企大佬并不讳言过去一年的挑战。

  行业风暴在这一年表现得尤为明显。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TOP100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41.3%,销售表现为正增长的只有12家。

  上坤集团董事长朱静在新年致辞中直言,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考验在2022年来得有些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行业内外、全局洗牌”的年代,但这也是一个“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的新时代。

  “在风浪下学习游泳,在阵痛中习得忍耐,哪一代人不是这样呢?”克服各种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上坤全年全国多地项目复工率90%以上。“以二次创业心态,与变化双向奔赴”是上坤提出的适者生存法则。

  深刻调整之中,中骏集团董事局主席黄朝阳以“磨砺,是穿越周期、走向百年的必经之路”为新年致辞的标题,直言“不浪费每次危机才对得起每次危机。”

  中骏预判行业将迎来创造客户价值及产品为王的时代,在危机中的应对之策,则是在未来开启战略迭代,更加聚焦在核心城市,更加聚焦在优势区域,深耕市场、深耕客户、深耕产品,突出竞争优势。

  “2022年房地产行业由‘速度与规模至上’走向‘稳健与质量至上’,趋势转折、市场收缩、格局重塑。”华润置地董事会主席李欣在新年献词中判断。

  “与其在不确定中恐慌,不如在确定中努力耕耘。”中海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颜建国则指出,要一贯敬畏市场,坚持稳健审慎的财务策略,坚持有质量的增长,长期恪守“三条红线”。

资料图:许家印。

  “保交楼、稳民生”,新阶段的任务

  除了有面对困难的信心,更应有解决困难的能力。新的房地产大环境中,新的任务也已出现。

  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保交楼首次被写入政治局会议文件并与稳民生相并列。

  各房企也在2023年的规划中将保交楼放到了高度重视的位置。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致全体恒大人的一封家书》中称,2022年恒大地产732个保交楼项目全面复工,全年累计交楼30.1万套。

  “2023年是恒大履行企业主体责任、千方百计保交楼的关键年。我坚信,只要全体恒大人齐心协力、永不放弃,努力拼搏、苦干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做好全面正常施工、恢复销售、恢复经营等各方面工作,我们一定能完成保交楼任务,一定能偿还各种债务、化解风险,一定能开启涅槃重生的新篇章。”许家印说。

  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凡荣同样直言,集团在2022年积极落实“保交楼、稳民生”、完成6万余套房屋交付,客户满意度再创新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以价值结果为导向,提升效能。乐于担当,全力以赴完成保交付目标。”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晓松展望新的一年时表示。

  除了房屋交付,缓解资金压力同样也是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砝码。随着信贷、债券、股权三个融资渠道“三箭齐发”,开拓融资渠道也成为大多数房企去年的工作重点。

  “2022年碧桂园已累计交付近70万套房,其中前三季度交付约占全国同期交付量20%。作为示范性民营房企,我们的稳健、诚信和努力得到了监管层、金融机构的首肯,迄今融资渠道保持畅通,并已获得逾3000亿元意向性综合授信支持。”莫斌说。

  “2022年,华润置地成功发行10年期石家庄万象城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探索华润置地特色的资产证券化之路;华夏基金华润有巢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正式挂牌上市,成为首单市场化机构运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募REIT。”李欣称。

正在建设中的房地产楼盘。 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发展环境愈发好转,转型升级成关键词

  2022年,在“房住不炒”总基调指导下,从需求端到企业端的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也为地方因城施策不断释放空间。据统计,2022年全国已有超300省市(县)出台政策超千条,政策优化频次达到近年峰值,多地房贷利率也降至历史低位。

  伴随着政策的持续落地,未来销售逐渐企稳、市场信心不断回升已成为可预期之事,行业恢复平稳发展已成为各房企的共识。

  华侨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振高表示,展望2023,宏观政策利好频出,市场回暖迹象明显,企业发展环境愈发好转。

  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将2023年定义为绿地深化转型升级、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要深刻认识内外部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深刻认识集团面临的机遇挑战,围绕‘再聚焦、再转型、再提升、再优化、再出发’的主线,进一步深化转型升级。”他表示。

  “房地产行业发展至今,就是要不断满足各个阶段、各个城市、各类人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有追求的房地产开发商一直在为不断地满足客户需求提供优秀的产品。”保利发展控股集团副总经理张艳华指出,集团依然坚持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的主线。

  转型也成为了众多房企下一步工作的关键词。美的置业在官微发布的文章中指出,未来仍旧专注地产+科技战略变革,构建智慧健康生活服务商。莫斌多次强调要向高科技企业转型,继续坚持科技智慧建造。

  市场在调整中前行,压力之下也燃起了希望。2023年的房地产市场,已然涌现出更多的期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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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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